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虽浴血奋战，但到12月13日，广州即告失陷。起义领导人张太雷英勇牺牲，叶挺、叶剑英等被迫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对失败原因展开了激烈争论。
1928年1月，我组织派李立三前往香港处理善后事宜。
李立三采取“惩办主义”，一味指责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并大批处分了起义领导人。
可那种简单粗暴的结论，显然难以服众。
事实上，起义失败有着复杂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客观上看，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
起义军仅5000余人，而老蒋在广东的兵力超过十万；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军舰炮击广州市区。
还有广州工人运动内部组织林立，机器工会与广东总工会长期对立，难以形成统一力量。
主观上看，准备工作极不充分。
起义总指挥叶挺在行动前夜才获知详细计划，叶剑英因身份未明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之外。
还有起义后未能控制兵工厂，反而遭工贼冒领武器反击；没有制定失败情况下的撤退预案，导致损失惨重。
但这些分析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
后来直到周公出面后，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正的症结所在。
1928年1月中旬，我组织继续派周公前往香港，重新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那是周公最后一次去香港，他的任务是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
周公在深入调查后发现，失败的原因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而是有着严重的方向性的错误，其愤然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不在叶挺，而是一个德国人。”
一个德国人对起义的影响
那个德国人是谁？
一般人不注意，他正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海因茨·诺伊曼（有的文献译为纽曼）。
诺伊曼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严格执行“城市中心论”，坚持照搬俄国十月G命的经验。
在起义筹备和进行过程中，诺伊曼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
1、盲目乐观，误判形势。
他认为“广州工人阶级已经具备夺取政权的条件”，断言“只要广州起义成功，全国G命将迅速燎原”，完全无视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
2、拒绝正确建议，强令冒险进攻。
当时起义总指挥叶挺已经认识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他主张趁敌人主力尚未回师前，立即将部队撤向海陆丰农村，与农民运动结合。
可以说那一主张完全正确，却遭到了诺伊曼的坚决反对。
诺伊曼强令起义军“进攻再进攻”，不准撤退，导致起义军在城市中与敌人硬拼，消耗殆尽。
3、越权指挥，架空军事主官。
诺伊曼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凌驾于当时广东省委和军事指挥员之上，直接干预作战部署，造成指挥体系混乱。
正因如此，周公在了解到核心原因后，沉痛地说道：“我们被洋顾问的本本主义害惨了。”
多年后，1944年，周公在延安时期进一步反思道：“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我国G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它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建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公开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
更重要的是，它以血的教训证明：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只会给G命带来灾难。
从广州到井冈山，从城市到农村，我组织高层在失败中探索，在鲜血中前行，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G命道路。
广州起义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马克思Z义必须中国化，为什么必须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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