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不禁感到疑惑：荷兰、比利时等国家早已合法化安乐死，2023年荷兰有超过8000人通过安乐死尊严地离世，其中大部分为癌症患者。那么，为什么我国不能实行安乐死？难道是因为医疗技术落后？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不允许安乐死，正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与公正。
如果安乐死被合法化，谁能保证每一个选择都是病人的真实意愿呢？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贫困地区，医疗费用压力巨大，许多老年人可能因为“不想拖累子女”而被迫要求安乐死；有的长时间照顾病人的子女，可能在疲惫和焦虑中暗示医生“是否可以放弃治疗”。曾经就有一位医生接手一位昏迷半年的脑出血患者，尽管患者的儿子表面孝顺，但私下里多次提出“能不能停掉呼吸机”。如果安乐死合法化，类似的伦理问题会愈发复杂，甚至在某些黑心机构或家属的暗示下，本可以治愈的患者可能会遭遇被“建议安乐死”的悲剧，成为谋财害命的工具。
更为复杂的是，医学的进步让很多过去无法治愈的疾病，今天已有了治疗的可能。例如，结核病和某些癌症，曾被判“死刑”的疾病，如今已经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而我国的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常常能用到最先进的疗法，但偏远地区的医院却连基本的止痛泵都没有。如果安乐死被普及，许多基层患者可能因误诊或经济问题错失生存的机会。国家卫健委曾明确表示，医学的日新月异，草率判断“不可治愈”将会带来极高的风险。
中国文化中，谈论死亡是禁忌，但当面临临终时，大家都希望“走得体面”。然而，在“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思想下，若子女同意父母选择安乐死，可能会被认为“不孝”；而如果病人自行选择，则又常常会被指责为“自私”。更棘手的是——谁有决定权？在病人因痛苦而神志不清时，家属、医生和社会各方都有各自的立场，而法律对此却没有明确界定。就像陕西的“安乐死第一案”，尽管家属万分哀求，医生在帮助病人注射药物后仍被逮捕，并经历了6年的漫长审判，最后才被判定无罪。
既然安乐死无法通行，那么能否减少病人的痛苦呢？国家目前正在推广“缓和医疗”，即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病人，不再强求化疗或插管治疗，而是通过止痛药、心理疏导等手段，提高他们的临终质量。根据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0家医院设立了缓和病房，其中六成的入住者是晚期肿瘤患者。然而，问题在于——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病房一床难求，小城镇却连吗啡都短缺。许多病人直到临终，都未能等到“不再痛苦”的机会。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安乐死并不是面对死亡时最理想的选择。这一问题涉及太多层面，一旦允许，必然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是否放行”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如何为生命权、伦理监督、医疗公平构建起安全防线的课题。或许有一天，当贫困患者不再因经济困境而选择安乐死，当每一个病人的意愿都得到严格审查时，安乐死才可能不再沦为绝望中的无奈选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