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胡服骑射也促进了武艺的发展：“骑兵的发展，促使了骑技和骑射技能的发展，加快了武艺向多样化、复杂化发展的进程。
五、北魏宇文泰重儒兴学，鲜卑族。
在政治上宇文泰奉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统治原则。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这些儒家道德规范。同时又向人民灌输孝悌、仁顺、礼义，用这些儒家伦理纲常观念束缚人们思想，以心和志静，邪僻之念不生，稳定统治秩序。
在思想文化上宇文泰雅好儒术，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去除鲜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和摒弃当时思想领域中风靡一时的空谈玄理、崇佛论道一类的腐朽风习。在京师长安设立国子学，拜儒学大师卢诞为国子祭酒，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大批具有儒家思想观念的人士，作为政权的支柱。还根据先秦典籍《尚书》中的《大诰》一文的格式，制定《大诰》一篇，作为文章的样式，于大统十一年（545年）宣示群臣，明令自今后文章须皆依此体，力图以此矫正浮华文风。
六条诏书颁行后，宇文泰令各级官吏学习背诵，规定凡不通六条及计帐之法者，都不能为官，保证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刷新了关陇政权的政治。
六、辽国，契丹族。耶律阿保机《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方略
在同一辽国八部之后，首先是模仿中原的政治体制，对辽国进行了大的改革。他把辽朝分为“北院”和“南院”两个部分，北院全部由契丹人当官吏，而南院则用汉人。针对不同的族群，适用相应的法律处理纠纷。
辽国在礼制上也模仿中原，把皇帝称为“天皇帝”，配偶称为“地皇后”。整个北宋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汉化最深的就是辽国了。特别是到了辽圣宗时期，辽国直接以《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方略。
七、西夏党项族的汉化
西夏王朝由李元昊创立，元昊的祖上自称北魏拓跋氏后人，因为帮助唐朝平定黄巢之乱有功，被赐国姓——李。元昊建国之后，取“夏”为国号。后来又模仿汉字，创造了西夏的“方块文字”。
李元昊重视文化教育，他自己精通汉语，还让党项的官员翻译了大量的汉族书籍，比如《孝经》、《尔雅》等等。另外，他对俘虏到的汉人一律重用，还引起了北宋的关注，认为他善用人才，应当小心提防。
八、金朝女真族，在世宗、章宗时，女真族，“治内日久，宇内小康”，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大定明昌之治”。金朝繁盛的表象之后却隐藏着盛极而衰的苗头。刘祁《归潜志》载:“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
若论“靖康文物”对金代女真社会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女真统治者可以通过“靖康文物”对其背后所隐含的汉王朝制度及文化进行学习和借鉴，为开展政治和文化上的全面汉化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但通过大晟钟可以发现，女真人也没有对中原制度毫无保留的重视和原封不动的照搬，毕竟他们也有一套本民族的家法国俗。相比中原典章制度，女真贵族可能更垂涎于丰富多彩又奢靡挥霍的北宋皇室生活。“靖康之变”后，女真贵族也利用掠夺所得，快速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金代历朝皇帝中，金章宗可谓是汉化最深，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是宋徽宗的头号粉丝，书画兼修，专师徽宗瘦金体，对徽宗的模仿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这些崇拜之举，都在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上得以保留。《女史箴图》上盖了金章宗仿宋徽宗“宣和七玺”而制作的“明昌七玺”，并有仿“瘦金体”的亲笔题跋，相似程度足可以假乱真，让历代学者都误认为是徽宗真迹。金章宗每次宴饮时，所陈玉器及诸般玩物多为“宣和旧物”。无怪乎当时坊间传闻认为金章宗的生母是徽宗的公主，可见金代后期女真皇室的生活已经与汉人皇帝没什么两样。
九、元朝蒙古族。元朝的汉化统治
定国号及礼仪制度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都没有纪元年号。忽必烈即汗位后,便采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法,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后,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 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世祖忽必烈参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具体事务;设枢密院管理军事。
明朝所修《元史》中评价其：“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仁宗继位后，为了改变元朝颓败之势，立志革新。其先诛三宝奴、脱虎脱，乐实等前朝宠臣，废除武宗时期滥封之官爵和滥发的铜钱、钞币。并进用汉族文臣，减裁冗员，整顿朝政，同时恢复灭宋后废除了近半个世纪的科举制度，使得汉人、南人得以重获正常的晋身途径，民族矛盾亦有所缓和。
此外，仁宗还将《尚书》、《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帝范》、《资治通鉴》等儒家经典翻译成蒙文供蒙古、色目贵族学习。并命臣子编撰法典和律例完善元朝的法律体系。在仁宗的推动下，元朝得以进一步汉化和儒化。
据“元书”记载:“元自文宗，始亲郊祀，礼彬彬焉。尊崇圣贤之典，至是益隆，而开奎章阁以致儒臣，考文章，论治道，勤于延访，可以为文矣”。其在位期间编修的《经世大典》，整理并保存大量元代典籍，为后世研究元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他在位时鼓励蒙古色目人学习和接受汉人习俗的政策也一定程度上促进汉化。
十、清朝满族。康熙一生尊孔崇儒，读经重道，像海绵吸水一样充分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和滋养。首次南巡途中向陪侍的汉臣们自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敢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汉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7]可见他的读书不倦，既有政治需要，也有对汉文化由衷的仰慕。但康熙绝不是汉化了的满洲君主，他牢记祖父皇太极的训诫，时时警惕抵制汉俗的侵蚀，保持本民族勇武、朴诚、求实的本色。康熙晚年自称“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8]，这里没有丝毫的虚夸。他针对满洲贵族以至八旗人众“不愿行猎”、耽于享乐的情绪，强调指出：“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9]至于保持满洲衣冠、语文、姓氏的教诲，则随处可见。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并没有停留在保持本民族显性特征这一层面，他比皇太极更进一步，开始注意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文化核心层抵制某些汉习的影响。孟森论及康熙讲学时说：“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且“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10]，这真是鞭辟入里之见。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六日廷臣合词奏请明年举行皇帝七旬万寿庆典，被康熙坚决地拒绝了。他没有陶醉于诸如“悦安兆姓”、“抚徇师旅”、“圣德神功”、“超轶千古”之类歌功颂德的过实之词，而冷峻地向群臣指出：“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转运罢敝，民生乏食，物价腾贵，正宜君臣同寅协恭，乂安万姓”[11]。这一天距他的辞世仅只十六天。像康熙这样不浮夸，去粉饰，实心实政，清醒估价自己治绩，终其一生不改初志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多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